黄志杰——行走

挣扎来挣扎去，决定搬家到操作更方便的网易博客，离我用了多年的网易邮箱近一点。 新博客地址：http://huangzhijie99.blog.163.com，新文章《父亲的感觉是摔出来的》

【二】对话陈忠华

医生不知病人是生是死，多么恐怖！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多数因为经济困难；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黄志杰  湖南报道

     “如果有人起诉我，我进了监狱，我将不以医生的身份，而以‘犯人’的身份，以另一种方式宣传脑死亡。”四年前说出这番话的陈忠华，如今领导国内唯一一个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团队，在全国各地奔走，面对一个又一个脑死亡自愿捐献者的家属。

自 2003年首例脑死亡者器官捐献以来，在两百多位自愿捐献者中，已经有57例成功捐献。他参与了其中的每一起。

直面生死追问，行走于医疗、法律与伦理的交叉地带，他将其行为理解为“正在被无罪化”，其身份多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有关：剑桥大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

▼记者：死是什么?它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 如果是一个器官逐渐衰竭的过程，是否可以说，还有心跳的脑死亡者并没有死？

■陈忠华：你的问题其实是“死亡时间点的精确判定”。

从2000开始，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把它归结为最简单的一句话：断气了。脑死亡判定的标准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永久性的，中枢性的呼吸停止”。

我经常这样做家属工作：家里老人过世，是不是是先探探他的鼻子，看还有没有气？现在就让我们回归到这个最原始的手段。认为脑死亡者还有呼吸就还活着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科技概念陷阱”，脑死亡者“能”呼吸是一个假象，那是机械性的呼吸，自主呼吸已经停止了。呼吸机一停，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也会马上停止。

▼记者：看来脑死亡的问题要归结到呼吸机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伦理上的冲突和争议？

■陈忠华：没有呼吸机，脑死亡者心跳必然停止。我主倡的《公民临床死亡判定标准》定了两条：第一，没有呼吸机介入，死亡判定以心跳停止为标准；第二，有呼吸机介入，死亡判定以脑死亡为标准。很简单！

这就化解了伦理上的问题。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就是呼吸机问题。脑死亡是对呼吸机使用年代死亡标准的完善和补充。智能化呼吸机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时候，就是应该出台脑死亡标准和政策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应该把脑死亡标准制作成牌子，挂在呼吸机上，这就一目了然了。

▼记者：把一个有心跳的人判定为脑死亡，是否人道？

■陈忠华：这还是对呼吸机功能的不理解。在呼吸机的维持下，人脑死亡后仍可以维持心跳数周。我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把一只狗的头切下来，接上呼吸机，维持了3天多心跳。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不计人力物力投入，还可以一直维持。这3天还是我主动停下来的，事实上，它就是一具有心跳的尸体。

▼记者：很多人常常把植物人和脑死亡者联系在一起。

■陈忠华：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甚至很多医务人员也把脑死亡者和植物人混为一谈。有一些植物人躺了几年确实活了过来，植物人是不需要呼吸机的，他有自主呼吸，家属可以带回家看护，而脑死亡者离不开医院，一关掉呼吸机，二三十分钟内心跳就停止。脑死亡者一天的花费就要5000-10000元，而植物人处于睡眠（昏迷）状态，处在低代谢功能状态，一点米汤就可以维持好久时间。

     总之，植物人不是死人，脑死亡是死人。

     这里正是伦理争议集中的地方，所谓的脑死亡伦理问题，实际上是由植物人误解造成的。我目前正在写一本《植物人》专著，目的就是要阐明其中的区别。

▼记者：关掉呼吸机，是一种安乐死么？

■陈忠华：不是。安乐死的对象是活人，不但是活人，而且是意识清楚的活人，因为正在遭受无法治愈的疾病和痛苦，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活得没有尊严，主动要求医生来实施的。正如前面所说，脑死亡不符合这些特征。

▼记者：现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脑死亡标准，中国的脑死亡标准问题有多迫切？

■陈忠华：在脑死亡问题上，中国现在是只有医疗实践，还没有医疗标准。但不是说一定要有了法规，我们才能动。按照前面说的呼吸机理论，脑死亡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美国颁发的也是由总统认可的医疗标准，很少通过国家法规的形式规定脑死亡的。

国家医政系统颁发了执业医师证书，就是授予了医生根据医学标准判定死亡的权力，也就是开死亡证的权力。

当然，由于涉及到生死问题，应该慎重。医疗行政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保证脑死亡标准不被滥用，这个部门就是卫生部。

2004年，中华医学会已经出台相关的脑死亡判断标准草案，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把它放在议事日程上，至今依然是个草案、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记者：正是因为没有脑死亡标准和规范，一些人认为：判定脑死亡，尤其随后进行器官捐献移植，是违法行为。

■陈忠华：有的人认为脑死亡器官捐献是“合情、合理、不合法”；我认为是“合情、合理、不违法”！因为现在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法。

     目前，我请了北京大学的孙东东教授等几位知名专家做法律顾问，同时停止自己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规范一系列的程序。没有这些支持，我根本不敢动。

     实际上，这些年，国家对我的开创性行动采取的是“无罪化”接受过程，虽然没有政策法规支持，却始终“默认这一事实”。不引起医疗纠纷就不会有人以法律的形式干涉。因为我让每一个捐献者的家属都签署了申请书和知情同意书，同时在善后处理、人道救援、人文关怀、捐献透明化、组织自律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记者：是不是所有的捐献你都做？什么样的捐献你是不会介入的？

■陈忠华：五种情况下我不会介入：第一，那种误认为有钱的，认为器官可以卖的，只要他一开价，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自愿无偿捐献者。第二，涉及刑事案件没有结案的。第三，有医疗纠纷、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在法律上没有结论的。第四，家属无法沟通的。第五，医院不配合的，为什么有两百个合格的自愿捐者却只做成功57例，就是因为一些医院不配合，我需要参与会诊，察看病历，进行一系列的医疗检查，这些都要医院配合。

▼记者：现在器官移植缺口非常大，排队的人非常多。推广脑死亡对器官移植有多大意义？

■陈忠华：认为推广脑死亡判定是为了器官移植是一个误区。两者确实有关，但是，捐献器官必须坚持家属自愿原则。有了脑死亡的案例，不等于就有了器官可供移植。推广脑死亡的概念，不会增加捐献者的绝对数，但是可以减少捐献的失败率，现在很多捐献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政策支持，失败比率在四分之三左右。比如，湖南的吴燕就是这样。

▼记者：那么脑死亡概念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陈忠华：医生不知道病人是生，还是死，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不可容忍的状态。

“脑死亡”的第一个意义是科学性；第二就是公平性。

如果不认可脑死亡，一些人死了以后还拿工资，杀人既遂变成杀人未遂，医疗事故致死变成致残，给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增加不必要的巨额负担。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因为经济困难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或者有肇事方负责的，或者家庭富裕的。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目前我在临床上看到的情况是：缺乏脑死亡标准下的惰性医疗：病人“似死非死，似生非生”；抢救则是“似抢救非抢救，似放弃非放弃”。一瓶生理盐水挂在那里，一直到心脏衰竭。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惰性恐怖状态，是急救医疗亟待解决的混乱死角。

脑死亡概念的推广，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急救医学的进步，而不是器官移植的进步。

▼记者：死亡判断由以心脏为中心转移到以大脑为中心，目前医疗中有什么关于这个转移的误区么？

■陈忠华：如果依旧以心脏为中心，一些医生对深昏迷的病人就不会每天进行脑功能测定，他就不能正确地判断病人的状态，并进行医疗方案的调整，由此进入盲目的医疗状态。

▼记者：会不会不同的医生使用不同的脑死亡标准，导致出现非脑死亡这被判定为脑死亡的情况，如何保证标准的统一？

■陈忠华：目前卫生部还没有出台统一标准，世界各国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但都是大同小异，都在一个框架内，目前国内只有我这个团队在专门做脑死亡判定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使用的标准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标准的严谨性。

实际上，医生使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行的脑死亡标准都不会在现实中出现差错，因为所有的标准都包括四条：第一，自主呼吸消失；第二，脑干反射消失；第三，深昏迷G3分；第四，仪器确认试验。

这是一个低科技的东西，不要把它神秘化、复杂化。任何一个医生上过大学，受过训练，做过临床主管、都有能力判断。

▼记者：脑死亡概念是随着科技进步出现的，是不是若干年后，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概念也会被迅速淘汰？

■陈忠华：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不可能淘汰。只有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推翻这个理论概念。第一， 全脑移植普遍应用于临床。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脑的干细胞移植能成功地救治急性全脑损伤和修复，并广泛应用于临床。这也是不可能的。

当这两种不可能都变成可能，脑死亡的概念就要修正。

   实际上，脑死亡不应再无休止地争论了，现在已经到了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动具体实施的时候了。

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实录

【一】易威故事：生还是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黄志杰  湖南报道

（成稿时间8月28日，发稿时间9月5日）

【易威故事】

整个8月，命运随同炎热的天气，折磨着湖南浏阳市淳口镇的易威一家——仿佛坐上过山车，冲上生的巅峰，跌向死的低谷。

在这种极端体验中，他们接受了“脑死亡”概念，并成为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者。这不仅关乎对易威生死的判断，也关系到另外6个不知名的生命的存亡和健康，牵涉着“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的现在和未来——这里，正是医疗、法律和伦理交织的敏感地带。

涉及到生死这个人类终极命题，一切都复杂了，一切又都简单了。

【】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天

这是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2007年8月2日，浏阳市淳口镇。

13岁的易威仍沉醉在暑假的轻松中，这天他起得很晚，上午10点才开始洗脸刷牙。然而，正在洗漱的他突然用手抓着自己的脑袋，表情极端痛苦，随后，口吐白沫，慢慢地倒了下去。

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幕，将易威的奶奶吓呆了，镇定一会后，她赶紧回头往楼上跑，喊来易威的爸爸易桂义。

此时，易威已经没有任何知觉。易桂义很瘦，身材在一米六左右，他无法背动已经126斤的儿子。刚好，身材更为高大的邻居易玉亭闻声赶到，两人迅速把孩子送到了镇医院。

这种紧急情况超越了镇医院的抢救能力，易威在镇医院总共只呆了不到30分钟。中午12点，易威被送到浏阳市人民医院。

刚进医院不久，医生就连下两份红色病危通知书。此时的易威，瞳孔扩散，呼吸停止，昏迷不醒……医生下了书面结论：脑死亡。

这是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易桂义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回答，他不愿意健壮胜过自己的孩子与“死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立即提出要去长沙。不过医生提醒，孩子现状的情况情况非常不妙，不能做CT，也无法转院，否则在路上肯定心跳停止。

终于，费尽一番周折之后，当天晚上11点，易威被送到了长沙，湖南省儿童医院4楼，重症监护室。

医生给他接上呼吸机。心脏依旧在跳，但呼吸依赖呼吸机。

与此同时，一辆从广州出发的火车正在北上的途中，易威的妈妈朱志金在火车的轰隆隆中焦急地猜测着自己的独生子“摔得有多重”。为了防止她情绪出现意外，丈夫易桂义并没有告诉她真相，更没有告诉她：“在科学上，2日晚上11点，孩子已经死了。”

一开始，就是结束。易威的前所未有地昏倒，旋即被夺去生命，整个易家促不及防。医生说，孩子颅内大出血，是先天性的。

“孩子以前只是偶尔有一些头痛，我们都没想到，13岁就长到一米六几的健壮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病”。朱志金说：“经常和我背靠背站在一起比高”。

【】绝望和希望中的夫妇

“看着他，感觉到他的心跳，手指都是红通通的，就像睡着一样。”等到许多天之后，她才知道，8月3日下午是她看儿子的最后一眼，而在她跪求神佛时，孩子已经离她而去。

8月3日，朱志金赶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医院规定，重症监护室逢周一、三、五下午三点才可以探视病人。这一天刚好是星期五。

“看着他，感觉到他的心跳，手指都是红通通的，就像睡着一样。”朱志金依旧以为孩子只是摔跤了，晕倒了。她没见过呼吸机，更不知道它能带动心脏跳动。

朱志金被从监护室拉出来，迅速地乘邻居宋长庚的小车赶回浏阳老家，随便洗了把脸，慌慌张张赶到离淳口镇7公里的庙中。她长跪不起，嘴中念念有词，不断祝愿，求神灵保佑孩子度过劫难，而且许诺说：小孩好了以后，易家一定带上一万元的礼品回到庙中还愿。

跪一个多小时，她还不愿起来。这时已经7点多，天渐渐黑了。赶过来的宋长庚等人强行把她拽起来，拖上车，带回家。

回家后，朱仍不罢休，请来当地据说是通神的人，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继续求拜。

“为了孩子，我愿意做一切，倾家荡产都不管。”朱志金说：“听说有的人昏迷七八天都还能活过来。”

等到许多天之后，她才知道，8月3日下午是她看儿子的最后一眼，而在她跪求神佛时，孩子已经离她而去。“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实际上，医生已经在这一天严肃地对她的丈夫易桂义说：“小孩没有希望，实在要等，就等奇迹发生吧。”

由于我国医疗界尚未正式起用脑死亡标准，因此，湖南省儿童医院没有将易威“脑死亡”形成书面文字。在病历上，是对易威的四个诊断：“自主呼吸消失；脑干反应消失；深昏迷G3分；脑电图消失。”而这四个诊断，正是脑死亡的判断标准。

易桂义闹到院长办公室，也得到一致的口头回答：“脑死亡”。

一个医生说：脑死亡就是死亡，没有机会复生。

当天晚上，易从四楼走下来，“我不敢再楼道里哭，忍住，走到儿童医院门外，足足苦了半个小时以上。”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眼泪。

接下来几天，易都是睡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过道中，实际上，他基本没有睡。

【】“脸突然全部黑了。”

“我觉得能救别人，是好事。儿子也是善解人意的，他在天堂里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如果移植，他的心脏还是在跳动，还是没有死。”

8月4日，仍不甘心的易桂义把孩子转到在湖南实力最强的湘雅医院。结论依旧是脑死亡。“孩子反正没有了，只希望奇迹吧。”

虽然不能进重症监护室，但易桂义一直守在门外，8月5日上午，医院突然停电20分钟左右，使得呼吸机也停止运作。易连忙托监护室的清洁工察看孩子的情况，“脸突然全部黑了。”

这一停电，倒让易桂义彻底接受了脑死亡的概念。“没了呼吸，科学上，2日已经死亡了。”8月25日，当易桂义对本刊记者重复医生的这句话时，已经非常平静。

但他仍不愿停呼吸机。

8月5日晚上11点，与易家有深交的宋长庚来到易家。

“孩子不行了，明天准备火化。”易桂义语气低沉。宋长庚立刻建议：“是不是捐献？”

“他没有犹豫，一口就说：这可以。”宋长庚向本刊记者确定地说。

“十几年前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死后怎么办？捐献。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杂志的报道。”宋长庚解释自己提出建议的原因时说。

朱志金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丈夫接受了宋的建议，转头就近来问她，：“我没有说什么，没有什么犹豫，同意了。我觉得能救别人，是好事。儿子也是善解人意的，他在天堂里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如果移植，他的心脏还是在跳动，还是没有死。”

“我原来没想到孩子还可以帮别人，就让孩子做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吧。”易桂义说，“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6日早上6点多，宋长庚开车来接易桂义去长沙。路上，大家想了三个方案：首先找医生再确认情况，然后就是捐献，不行就火化。”

易桂义安排了姐姐易桂芳陪护妻子，以防她想不开。结果，朱志金溜了出来，也想去长沙，结果走了一公里多，也没有找到去长沙的车，直到被易桂芳拽了回去。

在湘雅医院，主治医师再次确认：“人没有了。你带回去就是在家里死，在这里就火化，停了呼吸机就没有呼吸、心跳也会停。”

【】 找到陈忠华

“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12点40分，陈忠华坐上他弟弟陈民华开的车，从武汉直奔长沙，当天下午5点，见到了易家亲属。

易桂义首先向湘雅医院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他的身体功能都还很好，心脏还在跳动。移植可以救更多的人。”不过院方立即回复：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个权力。最后，院方提醒：你们去找红十字会吧。

但是没有人告诉他红十字会在哪里。

只好打114查询，打到了长沙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吴林梅的电话，得到回答：湖南没有可以合法接受器官捐献的机构，只接受角膜捐献（长沙爱尔眼库）和作为医学用的遗体。

吴林梅联系了爱尔眼库宣传员郭晓辉。郭也没有参与过这类捐献，但一个在深圳呼吁捐献的姚博士曾给过她一个陈忠华教授的电话：如有捐献者，就找陈教授。当时郭并没有太在意，不想如今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陈忠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教育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985”计划“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

她立即给陈忠华打了电话，随后又给宋长庚打电话。

中午11点，宋陈两人通了电话。陈忠华非常沉重：“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12点40分，陈忠华坐上弟弟陈民华开的车，从武汉直奔长沙，当天下午5点，见到了易家亲属。

为了延续易威心跳和呼吸，易桂义让医院保留呼吸机，并继续维护治疗，为此，为了等候陈忠华的到来，这接近5各小时，易家多花了1400元左右治疗费。

“脑死亡”后的易威，在湘雅医院一天的费用是3000元左右，8月2日之后到陈忠华的到来，易桂义一共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和湘雅医院花费一万五千余元。

【】“外表非常好，样子很安详。”

具体要捐什么器官，捐给谁，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问。

陈忠华带了一本精致的器官捐赠宣传册，但是，易桂义等人并没有听太多宣传和解释，就迅速填写了无偿捐献志愿书。“他们在我来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丝毫没有犹豫。”陈忠华说。

“在申请书上摁了手印后，当时感觉很欣慰。”易桂义对本刊记者说：“可以捐献出所有孩子可用器官，特别是心脏，我们非常盼望心脏移植能成功，这样我们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但是，具体要捐什么器官，捐给谁，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问。

6日晚上9点，陈忠华派医疗队将易威接走。7日早上9点，易威遗体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火化。

中间的这段时间，是一系列的检查和手术，医生将孩子的眼角膜（一对）、肾脏（一对）、肝脏、心脏细心地取出。

火化时，易桂义夫妇没有去殡仪馆，“家里哭得不像样子了，没法去”，他们委托姐夫朱际平看孩子最后一眼。

易桂义打电话问：“孩子怎么样？”

朱际平：“外表非常好，样子很安详。”显然医疗队已做好了专业处理。

【】6个人受捐

刘威的父亲非常高兴，第二天兴高采烈地给医院送来三十多个鸡蛋。他并不知道，给孩子捐献角膜的，是另一个叫易威的同名孩子。

8月7日晚上，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一时间》栏目进行了一场眼角膜移植手术直播。

受捐的两个小孩，分别叫陈梦、刘威，8岁的陈梦视力只有0.02，17岁的刘威眼角膜反复穿孔，明年就要高考了。

手术很成功，术后两人的裸眼视力都达到了0.3。

刘威的父亲非常高兴，第二天兴高采烈地给医院送来三十多个鸡蛋。他并不知道，给孩子捐献角膜的，是另一个叫易威的同名孩子。

易威的父母，在家默默地看了这场直播。他们也是通过电视知道：受捐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样子。“长得还不错。”

但朱志金还是不可避免地想起自己的小孩：他最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聪明，喜欢看湖南电视台《超级英雄》节目，常常比参赛者先报出答案。“妈妈你看喽，等我长大我自己去。”“爷爷说是不是要再拣个女孩，他说‘妈妈不要拣，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他太懂事，太乖了。” 

易威的心脏，则捐给了上海一名41岁的男子，8月25日，陈忠华向本刊记者介绍：“手术非常成功，最近就要出院了。”易威的一对肾脏和肝脏，则捐给另三个人。

6个人受益于易威的捐献。

而在易威家里，因为怕朱志金看着伤心，触景生情，易威生前所有的衣服，相片都被亲属烧了。而原来贴满整面墙壁的奖状，也被撕掉，只留下一个个印子。

记者最终只在他外公那里找到一张他的六岁时候的照片。

【】手术直播的震撼

“我国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连一些医务人员都不知道，甚至反对，我觉得很尴尬、很狼狈。”

电视直播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爱尔眼科医院院长助理王丛香说，到8月25日，向该院报名自愿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就接近三百人。“最多的一天就有四十几个报名，其中最小的1993年出生，最大的1929年出生。”

但是，想和易威一样做多器官捐献的人，依旧在湖南找不到合法机构。

“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捐，而是没处捐。”陈忠华说：“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连一些医务人员都不知道，甚至反对，我觉得很尴尬、很狼狈。”

8月25日，陈忠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刚见面，陈忠华就给记者发了一张“爱心捐献 传递生命”捐献卡，编号014537，上书：“当我离去时，愿将爱留在人间。”

他显然不放弃任何一次宣传自愿无偿捐献的机会。

“不过你即便成为捐献志愿者，捐献几率也仅仅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二，去年全国成功捐献人数只有22个。”

至今，全国有57例成功的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共获得240多个高质量人体器官进入 “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和分流系统”，使全国30余家医院的230多位终末期危重患者重获新生和重获光明。

相对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移植手术等待者而言，这样的数字杯水车薪。

【】钱的追问    “全尸”的指责

她至少三次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长沙某电视频道记者的谴责：“他老是想套我，问我得到了多少钱。”

“有人说我们一辈子的钱都有了，是卖了孩子养老。”在电视直播后，一些乡邻开始对易家指指点点，这一度在孩子去世后给朱志金带来第二轮打击。

而这种非议也给易威的爷爷奶奶造成极大的压力。“他们的情绪非常不好。”朱志金说，她因此向本刊记者坚持：只能在她家外面接受采访。“老人家受不了刺激了。”

 “那是极少数人的愚昧，他们用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猜测一个伟大家庭。”陈忠华说。根据2007年5月1日后实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国家严厉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易威，是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之后，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成功者。8月25日，陈忠华给易家发了一份荣誉证书，“这是5月1日后我们设计的第一本新版本证书。”

“易家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甚至捐献后我们邀请他们来长沙，来回的车费都是他们自己出。我们要给他们报销他们都不要。”陈忠华说。

朱志金依旧对此非常敏感：“哪个母亲愿意放弃小孩?”

她至少三次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长沙某电视频道记者的谴责：“他老是想套我，问我得到了多少钱。他还问我：如果有一有钱人等待肾脏移植，给易家一大笔钱，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把易威的肾脏捐给他。”

另一个非议来自于“全尸”。“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小孩皮都被割掉了。这样解剖对后代不好。”

支持易家的邻居易玉亭似乎说出了易家夫妇的心声：“无论如何，这是在积德，怎会对后代不好？”

虽然没有和受捐者见过面，朱志金依然对受捐者非常关心。8月25日中午，陈忠华在长沙芙蓉路上一家酒店请易家夫妇吃饭。本刊记者注意到，席间，朱志金问了两个问题都与受捐者有关。第一个是问做角膜手术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光明？”另一个问题是问心脏等其他手术：“做了手术他们以后就全好了么？”

陈忠华回答说：“得终身服药。”“哦，那还是挺痛苦的。” 最后，朱志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这次新闻报道的光盘，“寄一个来。”

截止8月25日，这顿饭，是易家从捐献过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

陈忠华，明年5月，他们将组织第三届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肯定邀请易家参加，与接受者见面。

【】先行者吴彦

“历史的前进，总要用故事穿插起来。吴彦、田近、易威，就是前进中的代表故事” 陈忠华说。

“让所有人都了解捐献，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现在，易家做了在湖南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陈忠华说。

实际上，这个时间很可能向前推4年。

2003年３月２５日晚８时，18岁的湖南女孩吴燕（当时媒体报道的“吴彦”实际上是化名，现征得家属同意，公布真名），不幸被一辆小车撞飞，被诊断为脑死亡，4月5日，吴燕父母向医生提出：小吴燕从小就以助人为乐，为了让女儿的器官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他们愿意无偿地捐赠所有器官。而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接受器官的患者必须是善良正直的人，绝不能是贪官污吏。接待他们的医生事后说，这些话给他足够震撼，他把这几句写入了他的日记。

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的脑死亡法规，医院拒绝了这个请求，最终，只能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眼科专家“受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委托”摘取死者角膜。其他的器官，没有完成捐赠。

巧合的是，和易威一样，吴燕也是浏阳人。“这个地方的人，有敢为天下先的气质。”曾在浏阳一家医院工作过的长沙爱尔眼科医院院长助理王丛香说。

当时的陈忠华也在密切关注吴燕的报道。当时的他，正在专心编写《脑死亡——现代死亡学》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脑死亡的著作。“当时我还在研究阶段，吴燕一家的决心和历史的遗憾，给我很大启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让我下决心全身心投入做这项工作的开拓。”

陈忠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器官移植中心研修12年，回国后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任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在专心组织捐献协调后，他宣布停止器官移植手术，“不动刀了，避免利益嫌疑。”同时也辞去所长职务，“能做移植的人有一大把，能做行政的人更多，但能做这种捐献的只有我一个。”

在陈忠华之前，没有人“敢”在心脏尚在跳动的“遗体”（依靠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

在吴燕之后不久，2003年11月10日，因车祸头部重伤的湖北10岁男孩田近被判定脑死亡，而其家属表示愿意捐献田近所有器官。陈忠华连夜起草了《申请书》、《知情同意书》，此前，没有任何规范可遵循。

最后，陈忠华组织完成这个全国首例儿童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手术很成功，赵新的肾脏，挽救了另外两个男孩的生命。

 “这个全国首例本来应该是吴燕的，但因为医院的偏差，观念的落后，错过了。”陈忠华说，对于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医疗机构，因为目前国家尚未对此建立法规，卫生部对此没有做出规定，许多医院就拒绝配合。越大的医院越困难。”